陕西省渭南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 卢勇田

       在中华医学会百年华诞之际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华医学会会长陈竺院士作序，著名医学科学家陈洪铎和廖万清院士，张学军教授担纲顾问，马振友、张建中、郑怀林主编，全国百余位知名专家参编的《中国皮肤科学史》正式出版发行。这是我国医学史学界的一件盛事。笔者专程走访了本书的主编马振友先生。
　　“具有3000年悠久医学史的泱泱大国，不能没有自己的皮肤科学史”

　　笔者：据我所知，您是一位部队基层军医，怎么会有勇气担当起编写中国皮肤科学史的重任？

　　马振友：最初与皮肤科史学结缘，是受我的恩师的启发。20多年前我创办皮肤病医院、研究所时，我定期邀请我的老师刘辅仁、夏应魁、周鼎耀和郑茂荣等10多位教授来院坐诊、指导，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期间各位教授都提到“在我国皮肤科学界，有一个几代人的百年夙愿，就是编撰中国皮肤科学史。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，傅瑞思、胡传揆、王光超等专家，曾多次拟编撰皆未能如愿。‘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’，一个具有3000年悠久医学史的泱泱大国，不可以没有自己的皮肤科学史，真希望这个历史使命能在我们这一代完成。”

　　师长们的话打动了我。编撰皮肤科学史的重大意义众所周知，之所以迟迟未能成书，是由于学界内有远见、有能力的前辈、专家，肩负着繁重的医教研任务，无暇旁顾。我虽能力有限，但填补中国皮肤科学史空白的重任，一定会得到专家们的支持；“体制外”的身份，让我可以在时间、经费上自己做主。眼看史料流失、前辈谢世、写史越来越难，我不能无动于衷。如果付出主要精力和资金，编成皮肤科史书，此生足矣。我的想法得到来院教授和杨国亮、王光超、陈锡唐、陈洪铎、叶干运等全国其他教授的鼓励和赞赏，并表示全力支持和参加。编纂皮肤科学史是“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”的盛事，是填补我国皮肤科学史空白，向国际彰显博大精深、历史悠久的中国皮肤科学，将是对中国皮肤科学的重大贡献。

　　笔者：当初您的导师、同仁以及家人都支持您这样做吗？

　　马振友：我很幸运，耗费巨资、使用全部精力、费时数十年做一件没有经济效益的事，家人能给予我充分的理解。更幸运的是得到老师和全国专家的无私和慷慨的支持。20多年来我遍访了国内外、港澳台共百余位专家学者，所到之处皆支持有加，大家都积极参与，无私地提供史料，义务参加编辑。刘辅仁、夏应魁教授始终给予指导、编辑审校，陈洪铎院士担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期间，我请他审定中国皮肤科学史的前篇——《中华皮肤性病学博览》的书稿。时逢辽宁省政协大会召开，为了挤出时间给我审稿，这位中国皮肤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，用午休时间满足我这个小人物的审稿请求，始终指导，编辑审校。百岁一级教授黄志尚口述单纯疱疹名词史。医史专家程之范、李经纬给予指导，并提供史料。1996年在健康报社召开编辑启动会议，陈锡唐、曹仁烈、李经纬、马振友等10多位皮肤学界和医学史界专家教授参加会议，马振友介绍编辑计划和设想；陈锡唐指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，要群策群力进行编辑；李经纬提出要遵照史实，广泛从文献中查找资料，搜寻文物；曹仁烈承担编辑中苏皮肤科学交流史，并提出了殷切希望，寄予厚望。

　　“史料收集工作的辛苦寂寞，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。但想到皮肤科学史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问世，顿时信心百倍”

　　笔者：这部书以100万字的篇幅，雄踞各医学专科史著之最，且呈现的内容时空跨度特别大。请问您们是怎样进行前期工作的？这些翔实的史料又是如何收集探赜的？

　　马振友：我于1994年与全国专家开始进行中国皮肤科学史研究、编撰工作。为给中国皮肤科学史的撰写打下基础，我于1996年自费出版了《中华皮肤性病学博览》试水，继而向全国发布征文启事，包括编辑规范、凡例，请专家学者参与。我已经难以计数远赴国家图书馆等10多家图书馆的次数，先后查阅资料5000多种，拜访了众多皮肤病学前辈和前任、现任的学科主任，走访了许多过世皮肤科先贤的同道和家属，还购买了皮肤科学及相关史书两千多部，包括古、珍、善、手本。史料收集工作的辛苦寂寞，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。但想到皮肤科学史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问世，顿时信心百倍。

　　笔者：您在收集探赜中是否有新发现？如果遇到与传统观点、特别是主流观点不一致时，您如何处理？本书主要亮点有哪些？

　　马振友：的确有新发现、新成果。在史料方面，比如甲骨文，人类认识、治疗疾病的历史是从皮肤病开始的，早在3000年前甲骨文中就记载着数十个皮肤病名词。我没有沿用之前残缺不全的记载，而是放下编撰、出版的进度，专用半年时间学习甲骨文，并同陈洪铎、张建中等共同研究考证。考证中发现了被《中国医学通史》未记载的“疥”字，改正了过去误断误用“疥”的原甲骨文，成为有价值的史学研究成果，已刊于《中华医学杂志》英文版。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这部书为世人清晰呈现了中国皮肤科学发展脉络：皮肤科，因远古人类只能对肉眼所见皮毛之疾的认识，成了人类医事活动的起源，历经商代疥病（介疒）-周代疡医-宋代外科-晚清皮肤花柳科，发展至今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、西医、中西医结合的皮肤科学。郑怀林主编发现了密传的《哈萨克医药志》，其中记载了哈萨克医圣乌庆波依达·达克特烈吾哈布勒（1388~？）接种牛痘预防天花，早于琴纳300多年。

　　发现中国是亚洲最早传入和建立西医学及皮肤科学的国家，我们坚持用理性主义去看待过去和现在。过去中西医结合史只提从新中国成立开始，我发现传教医师嘉约翰著译亚洲最早的《花柳指迷》（1872年）和《皮肤新编》（1873年）中，就已经编入、使用了中医病名和中药，至汪洋1920~ 1926年主编的《中西皮肤病学讲义》《中西花柳病学讲义》，中西医学汇通早已自成体系。我认为要承认中西医结合是140多年前传教医师进入中国时就开始了。过去对传教医师的定义是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”，我们通过搜集研究大量的史实，感到上述评价有失偏颇。我们的结论是：“一些传教医生致力于行医和教学，施医送药、建院办校、服务大众，建立起中国近代西医学和皮肤科学。”有的朋友问我“怎么把传教医师写得比共产党员、白求恩还伟大？”我说我们不能因政治立场而曲解历史，要有勇气做出价值中立、历史、公正的评介。

　　笔者：从编委名单看，编著者多达百余位，而且都是全国各省市和地区的佼佼者，您是怎样联系并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来的？

　　马振友：参加该书编辑有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等8个皮肤科学术团体的历任领导王光超、陈锡唐、郑志忠、秦万章、杨志波、禤国维、陈达灿等；各省市自治区（包括台港澳）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；各皮肤科学期刊主编；中国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；全国部分皮肤性病重点学科和专科的主任。多方合作编辑，共襄盛举，成书是集体智慧结晶。

　　笔者：这部史书多达百余位作者，大家文风不一，写法迥异，你们是怎么进行规划统一的？

　　马振友：这项工作没有什么窍门，只能花费大量时间，一句句地看，一字字地改。张建中主编工作非常繁忙，我每次到北京统稿，看到他每次出诊都是忙到下午1点半之后才吃上午饭。他编辑、审校全书文稿，只能是用无数个深夜熬出来的。我们对文稿反复修改，多次易稿，统一体例，精益求精。

　　“当尊重生命成为文明社会的职责、救死扶伤成为现代医学使命时，医学不仅是百姓的福祉，也是医生的荣耀”

　　笔者:从以上您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这部书厚重的历史学意义，但对于今天的医生有多少现实意义呢？

　　马振友：医学史除了有记录历史真相、融汇学术经验的价值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人文素质教育。这就是医学史所具有的现实意义。

　　中国古代医者在3000年医学史中，形成了优良光荣的传统，所有的名家圣手，不仅医术高超，而且无一例外地是医德高尚、气节高贵、扶危助困、广济桑梓的天使，所谓“悬壶济世”，药王孙思邈“大医精诚”圣训就是这个群体的真实写照。在中国皮肤科学史上，我们看到许多医师冒着被传染的危险防治麻风；于光元教授不怕牺牲向国联揭露日寇侵华罪行；刁信德、蹇先器、杨国亮、胡传揆等百余皮肤科大家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国外回国抗日，或赴内地办学行医，或在沦陷区自办诊所掩护抗日志士，以各种方式为抗日战争尽力，新中国广大皮肤科医师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控制和消灭麻风、性病、头癣的奇迹。

　　让我感到高兴和欣慰的是，《中国皮肤科学史》出版前后几年，学界内重视人文史学教育悄然成风，张建中教授曾经在第22届世界皮肤科大会上报告了“TherootsofChinese dermatology”，我本人也积极为各学会和国内外会议提供史料。我参编了2018年出版的《中国麻风学学科史》。我体会到，正是由于伴随了社会人文因素，麻风才从一种皮肤病上升为一个学科。由张建中教授主编的《皮肤科的那些人那些事》同年出版，在这本书中，许多中国皮肤科发展中的人物、事件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，对《中国皮肤科学史》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，使得皮肤科学史除了具有史料性外，还具有了可读性、故事性、趣味性，受到了全国广大皮肤科医生的欢迎。

　　“选择一些社会有需求、自己又力所能及的事情做，非常值得也很有乐趣，也许这就是30年军旅生涯带给我的正能量”

　　笔者：以你一己之力能完成这么大的系统工程吗？你是如何和其他作者协作的？

　　马振友：我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螺丝钉，这是共同努力的硕果。张建中主编时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，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发挥了组织和领导作用，统计出全国皮肤科医师22715名，协调中华医学会特别负担了部分版费，并在年会上隆重召开了发行仪式。他请陈竺撰写序言，使得本书既有深度，更有广度和高度。3位主编精诚合作，优势互补，精心编审，多次修稿，终成精品史书。

　　笔者：“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”，此书出版之时您是什么心情？您们的英文版《中国皮肤科学史》编写计划还将继续吗？

　　马振友：编著《中国皮肤科学史》是我一生中投入精力最多、耗时最长、分量最重的大事，我将研究皮肤科学史当成终生事业。在长达20多年的合作中，陈洪铎和廖万清院士、张学军教授3位顾问和各位师长始终不渝地支持我们。张建中教授与我已将编辑《中国皮肤科学史》英文版纳入计划。

　　笔者：您年已古稀，贵体违和，但仍英姿勃发地奔波全国各地活跃在医教研著等多个领域，这是否因您当兵的经历使然？正能量来自何处？

　　马振友：越是老了，越想抓紧“刷存在感”。现在我最关注并致力于中药皮肤制剂的传承创新、学史致用，要全面实施中医药法，我还将继续开办研修班，编辑《中华皮肤药学丛书》作为教材，达到全国皮肤科普建中药制剂临方调配室；都有备案生产的中药制剂；每位皮肤科医师都会临方调配；普及中药配方颗粒现代制剂，恢复医药兼备的皮肤科医师传统，让中国皮肤科学史越来越精彩。

　　笔者：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，祝您这棵“皮肤科史学常青树”根深叶茂、花繁枝荣。

　　马振友：更要谢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：再一次向成就这部书的老师、专家们感恩致谢！

访谈嘉宾简介

　　马振友，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，先后在西安医学院、中国医科大学就学研修。任世界中联皮肤科专业委员会和一技之长分会理事，全国名词委皮肤病与性病学名词编写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务。从事中国皮肤科史学、名词、药学及皮肤美容化妆品研究与教学。先后举办18次全国皮肤美容化妆品制剂研修班及网上教学，国内外学员达万人。主编《国际皮肤病分类与名称》等20部著作。与张建中、郑怀林共同主编《中国皮肤科学史》。